在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初期,周恩来同志领导中共中央南方局驻镇重庆,代表党中央领导南方各省及大后方党的工作。在那段风雨如磐的岁月里,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共产党人,在极其险恶的社会政治环境里,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锤炼形成了伟大的红岩精神。红岩精神充分展示了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崇高的精神风范,它让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熠熠生辉,为中华民族和中国共产党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惟一在城市和国统区培育形成的革命精神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先后培育了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和西柏坡精神等中国革命精神,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都产生于革命军队之中,产生于革命根据地的环境之下。红岩精神则产生于抗战时期国统区政治中心、战时首都重庆。这里是“淤泥”,是“染缸”,既有国民党顽固派的讨、扣、捕、杀,又有高官厚禄、纸醉金迷的诱惑,共产党人时刻经受着理想、信念、意志和生死考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南方局共产党人,始终保持“六月风荷”的高贵品格,高举抗战旗帜,肩负时代使命;刚柔相济,锲而不舍;“出淤泥不染,同流不合污”;以诚相待,团结多数;善处逆境,宁难不苟,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向空前的广度和深度,为抗战民主做出了重大贡献。红岩精神就是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在这伟大而艰苦的斗争实践中培育形成的,她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与实践的探索中政治上走向成熟的产物,是中国共产党惟一在城市和国统区培育形成的革命精神。

红岩精神传承了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作风

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是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作风的基本内核。党的“三大作风”贯穿了周恩来领导南方局8年抗战的全部实践。他领导南方局以“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为行动指针,与国民党顽固派妥协、分裂、倒退的行径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政治斗争;坚持以“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为统战工作方针,与国统区中间力量和进步文化人士广交朋友,患难与共,成为党团结国统区一切可以团结的政治力量的纽带;坚持以“宣传出去,争取过来”为外事工作方针,与各国外交使团和国际友人广泛接触,宣传党的抗战主张和抗战实绩,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相,开拓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政治舞台的新空间;贯彻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国统区工作方针,始终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贯彻执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整风方针,以“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开展南方局及其所属党组织整风学习和审干工作。从国统区尖锐复杂的特殊环境出发,坚持正面教育,保证了南方局整风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避免了审干运动出现偏差。

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培育形成的一系列中国革命精神,其最显著的精神特质全部融入红岩精神的丰富内涵之中。周恩来带领南方局从革命圣地延安来到远离党中央的南方国统区,继承和发扬“实事求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领导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组织,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开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局面,成为党领导的抗日战争另一个重要战场。

红岩精神是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在国统区城市工作中继承和发扬党在战争环境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培育形成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和延安精神的又一中国革命精神成果。

红岩精神对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作出了特殊贡献

从正确处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看,红岩精神凝结了党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内部关系的成功经验,丰富和发展了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以后,国共两党除抗日以外,没有其他任何共同点,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制造政治和军事摩擦,挑起事端,南方局所处社会政治环境十分恶劣。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坚守使命,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内部阶级关系,特别是在与国民党顽固派的斗争中,周恩来领导南方局与民主党派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相互配合,互相支持,始终坚持以民族利益为最高利益,巩固和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直到抗战胜利,充分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的崇高政治责任感、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宽广的政治胸襟。

从党的建设看,如果说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乃至西柏坡精神,是在革命战争环境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培育形成的,那么,红岩精神则是党从“山沟”来到城市,在国统区的心脏独立领导南方各省斗争的实践中培育形成的;如果说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都是在革命队伍大家庭的共同奋斗中培育形成的,那么,红岩精神则是在远离革命队伍大家庭,在刀光剑影、风雨如磐的国统区培育形成的。

从对外交往看,红岩精神概括了南方局充分利用合法渠道拓展国际政治空间的敏锐政治洞察力、灵活的外交艺术和开创新局面的政治智慧,丰富了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周恩来领导南方局利用各种合法渠道,冲破封锁,打开了同国际社会交往的局面,“把一座关闭了很久的门,打开了一个缝隙”,突破了国民党外交垄断,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社会的影响,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