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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训网分享:女校弦歌,南开初心

点击数:32 时间:2020-03-10 来源:南开大学

  1910年,第二国际哥本哈根会议上以克拉拉·蔡特金为首的来自17个国家的100余名妇女代表筹划设立国际妇女节,至今已有110年。女性解放是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也是社会变迁的一个缩影。20世纪初期,有一群天津女孩在争取与男生比肩接受教育的权利……虽然南开女中已被岁月淹没,成为天津教育长河中的一簇浪花,但是这段回忆浓浓地聚在心头,化作半个多世纪后的“怀古”。

干训网分享:女校弦歌,南开初心

  追忆历史 南开女校诞生

  由于历史沿革,南开女中几经更名:1952年12月,改名为市立第七女子中学;l958年,由女七中改名为天津医科大学附属中学;1962年,恢复南开女中之名;1966年,改名为东方红战校(中学);1985年至今,改名为天津市第二南开中学。

  1963年,我考入天津市南开女中,才入学便迎来了40周年的校庆。校舍礼堂四壁挂满了名人校友的照片和宣传事迹,我由此得知了学校的光荣历史。一个个名字镶入了我的心底,再也不能忘记。

  母校创始人张伯苓,当年在清朝北洋海军做见习军官的时候,在威海卫亲眼目睹甲午海战惨败后中国遭受的屈辱。1898年,严修创办“严氏家塾”,张伯苓便弃武从教,在严修家馆讲授新学。1904年10月17日,严修与张伯苓创办新式私立中学堂;1907年迁往天津城南开洼,称为“南开中学堂”;1912年,改名为私立南开学校;1919年9月,他们创立的民办南开大学开学,办学宗旨是“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

  针对当时民风未开、女子受封建家庭禁锢出门求学者不多的情况,1902年3月,严修创办了严氏女学,是天津设立的第一所私立女校(小学)。1920年,张伯苓在校董会上提出成立女子中学,但因经费困难而搁浅。1922年春天,天津女子小学毕业生王毅蘅、陈学荣、王文田、周钟铮等12人给张伯苓写了一封信,内容为:女子不该只受师范教育和家政教育,应该受到与男生一样的全面教育;有感于天津缺少适当的女子学校,乃是天津教育的缺憾;校舍可用南开大学的原址,因为南开大学已迁入八里台的新校舍;教师问题可聘请南开学校的教职员来兼任……这封信考虑得很全面,从教育出发点到校舍、教员,面面俱到。

  张伯苓看后很高兴,当即回信,请她们派代表约好时间商谈此事。王毅蘅等4名女生作为代表,来到校长室面见张伯苓,得到肯定的答复:一定想办法,尽早办起南开的女子学校。代表们欢喜若狂,把这个好消息传达给了女同学们,引起了涟漪效应。

  此后,南开学校(后改为南开中学)成立了女子中学的筹备委员会,主要是募集资金。那时张伯苓母亲张杨氏老夫人病逝,张伯苓力主丧事从简,将节省下来的1000元治丧费捐作女中建校资金。1923年9月,南开学校租南开六德里几间民房,改建为女子中学校舍,开设初一、初二两个班级,共招学生78人。虽然远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毕竟开创了天津男女平等受全面教育的先河——南开女子中学诞生了。

  继承南开的校风,南开女子中学首先成立了学生会,组织了各文娱小组,如歌咏队、篮球队、月琴班、国画班、京剧组等,还开展演讲比赛、辩论会、英语表演会。凡是稍具规模的活动,就约请师长光临。南开女中还出版过铅印报刊,内容广泛,皆为学生投稿。此后,南开女中便与国共运、与民同存。

  1928年8月,严修面请津籍富商王心容、纪锦斋、金小泉、范竹斋等人聚会,劝募集资,张伯苓具体运作,创办了南开小学。从小学到大学,既有男校也有女校,南开的教育体系完整了。

  南开女子中学的诞生,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报考人数猛增。张伯苓多方求助,各位校董四方募捐,积款两万多元,1925年在南开学校操场南端购得十余亩地,建了一座三层高的混合结构校舍,1926年3月竣工。学校新增设了初三和高一年级,各年级分为甲、乙两班,总共二百多名学生。高一学生分为文科班和理科班,文科有政治、经济、商法等课程,与南开学校的男生比肩听课;理科的实验课程与男生共用理化实验室,一切都按男中的规章制度办事,真正做到了男女平等,女生全面接受教育。

  爱国为先 重视德育熏陶

  南开学校十分重视对学生的德育熏陶,视“德育为万事之本”,把传承爱国精神,培养爱国情操作为育人的首要原则,“何以为人?则第一当知爱国”。1929年,南开女中部的第一届学生毕业了。在毕业典礼上,张伯苓校长发表了演讲:“你们将来结婚、相夫教子,要襄助丈夫为公为国,不要要求丈夫升官发财。男人升官发财以后,第一个看不顺眼的就是你这个原配夫人!”这成为此后大批南开女中学生择偶的座右铭,不屑于做享受富贵的阔太太,而是自立自强、做襄助丈夫为公为国的贤内助。

  记得我校一位才貌出众的高中生,下乡插队后嫁入一个最贫困家庭,她的说法是“绝不攀高枝,要靠自己变革命运”。果然,她在日后不断提升修养,自力更生,带领着全家脱贫,本人则被选为县人大主任。

  1931年6月起,长江流域发生了百年罕见的大洪水,沿江两岸多处成为一片泽国。全国各地纷纷赈灾捐款、募集物资送往洪灾地区。天津市也发起了大规模的赈济募捐活动,南开女中教职员工和学生积极响应,为此学校制定了一条新校规:凡是南开女中人员,不管教员还是学生,一律将毛织品送到学校登记,大到外衣,小到手套,均在其列。学校登记后,标上一个小白布证章,盖有紫色印章的“验讫”二字。每人只可穿戴一套,余者一律捐往灾区。记得1966年3月8日邢台地震,学校做支援灾区的动员报告,学生会组织赈灾,号召大家捐献。似乎是传统使然,师生们捐得最多的是衣物,其中不乏毛织衣裤。

  1934年,在天津北站体育场举行的华北运动会开幕式上,南开学子们用紫、白两色小旗,连续组成“勿忘国耻”“收复失地”等字样,现场观众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并且跟着口号呐喊。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大为恼火,当场退席。平日里,南开学子的抗日活报剧和舞台剧也屡屡在街头、剧场演出,动员全民抗战。

  1937年,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7月28日南开大学惨遭日寇野蛮轰炸,教学楼秀山堂、木斋图书馆、学生宿舍刹那间毁于一旦。连续两天,多架飞机轮番轰炸,女中和小学被夷为平地。因为日军对南开系列学校嫉恨已久,便猛烈轰炸这一抗日重地作为报复。燕京大学前校务长司徒雷登说:“日军的暴行说明他们承认南开校园里有旺盛的爱国主义。”毁损的大学校园被日军强行占领8年,中学校舍一度被日本侵略者用来关押抗日志士。届时,正在出差南京的张伯苓极其愤慨地说:“敌人此次轰炸南开,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而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益奋励。”中华的教育不能中断,南开的精神不会被毁!

  时任南开大学秘书长的黄钰生临危不惧,组织师生疏散和校产转移后,带领学生们紧急南下,转校长沙,后至昆明。他的妻子梅美德是华侨富商之女,时任南开女中的教务主任,眼看12年辛苦铸就的爱巢荡然无存,她大义凛然地说:“国难当头,论职守,校产毁私产亦毁,于心无愧。倘若公毁私存,就可耻了。”梅美德作为另一支西迁队伍的负责人之一,翼护着一部分女生,辗转南下,继续完成学习任务并以各种文艺形式宣传抗日。

  南开学校是以救国、强国为目标而建的,爱国主义与民族情怀孕育、构筑了南开的校园文化。在爱国主义精神的召唤下,一批批南开学子奔赴抗战前线,甚至为国捐躯。抗战胜利后,时任天津市长的杜建时(也是南开校友)对张伯苓说,平津二市被立案的汉奸之中,没有一个南开毕业生。张伯苓开心地笑答,这比接受任何勋章都让他高兴。

  凤凰涅槃 女中战后新生

  深得张伯苓器重的南开才子喻传鉴,受到爱国将领吉鸿昌的邀请,到欧美各国访学。回国之后,张伯苓对他授以南开教育全权。喻传鉴先后出任天津南开中学主任、重庆南开中学校长,兼任四川自贡蜀光中学校长。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喻传鉴又在天津亲自主持了南开中学和南开女子中学的复校工作。经过一番选址,1946年南开中学女部迁至甘肃路,校址位于甘肃路与哈密道的交口。此地域原为日租界,是原日本松岛高等女校,完全是日式建筑的风貌,该校在1945年日本投降后关闭。

  南开女中的礼堂位于教学楼后,极具特色。礼堂室内很高,两边大窗户离地两米多,很适合搞展览。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胡适曾于1947年9月21日在此发表演讲,他演讲的题目是《我们能做些什么》。这篇演讲词,刊于翌日即1947年9月22日的《大公报》。

  我初入校时,南开女中刚恢复校名一年,尚有高三最后一届的“医大附中”男生。他们在参加市里挖河劳动时,因为表现突出受到奖励,便被他校男生调侃道:“向南开女中的‘姐妹’们学习!”学长们毕业后,校内学生便是清一色的女生,每逢搞大型活动,会和男生校的南开中学或十八中的男学生联袂举办。

  我的生物老师喻娴令是喻传鉴的二女儿,清华大学生物系毕业。她曾在四川自贡蜀光中学、重庆南开中学教学,并在重庆南开中学加入了南友剧社。在1941年公演的《北京人》中,她出演女主角愫芳,将人物从无觉悟到觉醒再到彻底觉悟、走向新生的过程展现得淋漓尽致。同年,为了纪念校庆,她导演的话剧《国家至上》于10月17日公演。1943年2月14日,喻娴令与南开学生、南开“南敏”排球队队员娄光后结婚,西南联大校长梅贻琦为他们证婚。1946年,她追随父亲回到天津,在复校的南开女中教生物,晚年被授予“从事植物学工作五十年的科学家”称号。

  当年,我们的生物课还是很“阔绰”的,因为有医大附中遗留下的课具和药水浸泡的生物标本,上课时每人用一台显微镜(别的学校都是三四人用一台)。喻娴令老师不仅教学严谨、一丝不苟,而且自己亲手培育植物、制作植物标本,经常在黑板上画图,精准得如同教科书。她教育我们要学业有成,做居里夫人式的女子,用自己的智慧和努力对社会做出贡献。

  英才辈出 巾帼不让须眉

  南开女中的教育是多方位的,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历年培育出不少英才。

  梁启超的三女儿梁思懿1932年在校时,与北洋政府高官的女儿姚念媛(后改名郑念)、富商的女儿孙竦等,为遵行学校的课余作业——社会实践,在女生宿舍建了理发所。她们自任理发师,每周三、周五两日工作,每次理发只收一角钱,以本校师生为限。这项实践直至1933年她们由南开女中考入燕京大学医学预备班方才结束。梁思懿1935年下半年开始投身于学生运动,曾任中国共产党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大队长,是“一二九”运动中的学生骨干,后来成为燕大的学生领袖之一。

  外交才女唐闻生的母亲张希先在南开女中上中学时,受到了全面的教育,思想进步,后考入燕京大学,曾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先锋。张希先觉得中国妇女要解放,应该从女幼童抓起,所以她前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了幼教科的硕士,终身从事幼教事业,教育出的两个女儿德才兼备。1974年春,中国政府公派洪晃、章启月等5名小学生赴美留学。一晃几个月过去了,孩子们的英语水平并没有长进。分工主管他们的张希先曾当过外交部幼儿园负责人,就此创造性地提议:让孩子们都住到美国人家里寄宿就读,自己做业余辅导员。1977年1月,孩子们回到北京后,都能说一口流利的外语。

  中国著名幼儿教育家卢乐山说,我在南开女中读书时,印象最深的是女中部主任梅美德。她给我们演讲的主题是,做事要多为别人着想。她举了很多日常生活中的“小事”,由于只顾自己方便、省事,而造成别人的不便。后来我搞蒙台梭利教育,也很注意这一点。蒙台梭利总是说“你可以自由,但是不能损害别人”,这也是当前幼儿教育亟须解决的重要问题。

  作家韦君宜在《忆南开》里写到,天津南开女子中学的6年学习生活,使她一生受益匪浅,为她树立勤奋上进、憎恶旧制度、憧憬真善美的人生理想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入学不久的一次校庆日,“南开新剧团”排演易卜生剧作《娜拉》,由大学部万家宝(曹禺)主演。这是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接触外国名剧,并从中呼吸到了时代的文艺气息。1934年9月,韦君宜被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燕京大学三所高校同时录取。

  与金庸同是海宁查氏之二十二世,也是华夏查氏之八十八世后裔的查良锭回忆:她出生在封建大家庭里,作为家里第一个争取上学的女孩,她很珍惜这个机会,一直把努力奋斗、考出好成绩作为目标。品学兼优的查良锭考入天津南开女中后,在1935年被保送至南开大学化学系。她非常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曾为了支持子侄们的学业,拿出一生的积蓄,被子侄们称为“海纳百川”的舅妈。

  被誉为天津体育强校的南开女中,尽管建筑面积有限,但在建设校园时并没有忽略利于体育锻炼的操场。早在1925年3月28日,南开大学、中学男部、中学女部多次联合举办运动会,张伯苓校长基本都出席并致辞,鼓励女生要赛过男生。

  1928年10月,天津特别市举办天津体育协进会第一次女子运动会,南开女中派出强手参加跳远、短跑等田径项目。特别在排球比赛场上,更显现出女中运动员的英姿飒爽。1931年5月,南开女中的吴梅仙在山东济南举行的第十五届华北运动会上,取得50米短跑第一的好成绩。1963年11月,我入学不久的初冬传来喜讯,校友郭可愚在国家体操队新兴力量运动会上,获女子体操个人全能季军。为此,我们着实在操场上欢腾了好一会儿。初二时,同年级的李玉环被国家乒乓球队选走,我们也举行了小型欢送会。

  话剧似乎是南开精神的表达。严修的嫡孙女严仁英1927年转入南开女中,1932年毕业时在班里编创了爱国题材话剧《反正》,并在剧中女扮男装出演一位将军。记得1965年,语文教研组的老师们排演了话剧《青年一代》,我后来也东施效颦,为班里编排了独幕小话剧《理想之歌》,在礼堂参加学校汇演。

  虽然南开女中已在眼前消失,但我一直珍藏着“南开女中”的校徽。这四个字不止曾别在我的胸前,更是刻在我心中。大师未曾远去,记住教育救国的先贤严修与张伯苓,延续心愿,砥砺前行;记住我的母校,南开女中,弦歌不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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